随着数字化的经济的发展，2014年，国务院提出要全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促使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一方面传统的金融机构向数字化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金融理财产品、金融服务数字化，另一方面，一些数字化金融服务形式兴起，各种借贷平台问世，数字金融市场活跃起来。

  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数字普惠金融定义为，一切利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为。《中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17》界定数字普惠金融是以数字信息技术、移动通讯中断基础的普惠金融方式。因此，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理解为数字技术方式下的普惠金融，其目的仍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金融普惠的目标。

  农村金融需求数额小、周期短、分散化等特征，使得农村传统的金融服务与需求不匹配，产生产品的逆向选择、行业发展的滞后、农民收入水平增加缓慢等多种问题，因此通过“数字＋金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为三农问题服务，对打通“最后一公里通道”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基于数字技术和数字化的经济背景下的数字普惠金融，颠覆了传统金融的“二八定律”，具有网络外部性，可以从可得性、成本等方面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的缺陷，助力三农问题的解决，催生数字金融市场的长尾效应。

  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在三农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个切口：数字平台、数字产品、服务模式。例如：中国建设银行的“裕农通”、中国农业银行的“惠农e付”等围绕日常消费支付、便民生活缴费和投资理财的金融服务要求，所搭建的平台汇聚了支付、融资和消费等多种功能。个体网络借贷机构也为农业原料购置和农业生产经营放款金额提供了金融服务。通过数字金融服务三农，能更好地体现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公平性和共享性。

  当前，改变收入不平衡状况，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消除“金融排斥”。数字普惠金融应用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网络技术，可以跨越金融机构的实体网点，突破金融服务的空间限制，不仅节约时机更节省成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帮助小微企业、个体获得平等机会。同时大数据的应用有利于对金融主体进行风险评估，并设计不同风险产品，不仅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更践行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目标，为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是农村当前金融体系的一个有益补充，有助于缓解“精英俘获”带来的不平等问题，有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资金供求的有效匹配和农业规模化智慧化发展。

  因此，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对农业、农村经济融合，能大大的提升农村普惠金融使用广度和深度，在农民问题上，对农民收入、消费、就业、创业都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提升资本的流通，降低资本成本的同时，促进机会均等化，促进创业和就业，促进农村经济产业的发展，进而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增加农民的幸福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降低贫困发生率。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链模式整合，突破农产品产销的限制，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依托数字技术和信息数据精准发展农业，创新三农金融服务模式，建立基于云计算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智慧农业，不仅能有效提升农业的生产管理上的水准，并能带动农业转型升级。通过信息技术和农业的结合，降低信息不对称现状，促进农业生产规模效应的形成，提高农村资本、土地、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流通和生产效率的提升，降低交易成本，降低风险。

  河南省光山县青龙河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的“产、学、研、推”的智慧农业发展模式，就形成了农业生态良好内循环，依托数据、云计算等现代化数字技术，对农业生产进行赋能，同时形成数据反馈，不仅推动相关科研发展创新，更为农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促进信息共享，比如“一田两用、一稻两虾”的养殖模式的推广，对周边农业形成示范，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促进农业规模效应的形成。除此之外，山西省祁县万牧安格斯肉牛养殖基地、黑龙江北大荒等都通过智慧农业模式，实现了精准、高效、环保作物作业，提升作物产量、品质的同时，提高了土地的集约效率，提升了农业产值。

  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共享性能更好地满足乡镇小微企业分散化和小额的资金需求，实现服务对象的下沉和多元化。以某金融科技公司为例，其与政府和金融机构建立的数据金融平台，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农户、返乡创业大学生、小微企业，并与村淘、农信等机构合作提供支付、借贷、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截至2018年年末其惠农服务已经为280余万农村用户更好的提供了超过2500亿元的经营贷款。

  同时，目前我国供给侧改革正在进行中，政府对三农领域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投入，为农村数字化的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通过数字化产业链，能发挥数字化的经济的长尾效应，减少相关成本，打破促进信息共享，带动产业链所有的环节的增值，增加产业链的活力，助力乡村振兴。比如，江苏武进区利用互联网电子商务，将翠冠梨的生产标准化，节省冷冻费用的同时，压缩了中间商赚取差价的空间。四川成都的“农贷通”，通过简化流程，实现了快捷的销售模式。

  虽然数字普惠产品呈现百家齐放的场景，但是各类农村数字金融理财产品使用率并不高，一方面居民数字金融素养不高，通过数字金融服务平台获取贷款、支付、理财等金融服务的意识不足，互联网参与度低，另一方面，真正对口三农的金融理财产品比较稀少，许多平台都是从“城里”直接搬回“乡镇”，适用性不高，反而浪费资源，阻碍数字普惠金融理财产品的创新和推广。

  数字素养是数字农业、数字农村建设的基础。就目前而言，农村、农民、农业来看，数字基础知识、数字金融知识尚未普及，乡镇居民的数字素养仍有待提升。因而数字人才的培育和引进，是智慧农村实现“内部造血”的关键。这就需要农村教育的投入。但是，仍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产学研跨界人才教育培训机制仍不成熟，智慧农村、智慧农业的建设、发展、成熟仍需要时间。

  同时，我国目前互联网覆盖范围不断的提高，金融理财产品也不断推陈出新，但是金融服务、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等仍不够完善，不利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农民或者农村中小微公司进行评估并提供匹配的金融服务。比如传统银行机构在有些乡镇并没有设置分点、京东、淘宝的物流平台网点匮乏，并不能真正的“便民”，数字支付、消费等体系建设仍然不完善。

  除此之外，与城市相比、乡镇的金融需求呈现出碎片化、小额化、周期短的特点，一直以来相关金融制度的建设都不够完善，因此增加了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普惠金融监督管理的难度。比如不少P2P平台看到了机会，躲过政府的监管从事农村金融活动，发生了多起非法集资、诈骗的时间，严重损害了乡镇民众的权益，并且削弱了民众对普惠金融的信任，不利于拓展数字普惠金融广度和深度。

  数字化的经济发展处于发展上升阶段，市场秩序建设、数字经济法律和法规建设不完善，都将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形成一定限制。比如智慧农业平台、农业物联网、农业信息库等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建设的举措，便会涉及到信息安全问题，何种数据应该共享，何种数据不能共享，这不仅涉及到市场公平、信息保护问题，更涉及到粮食安全的问题，因此法律桎梏必须加以突破。

  农村普惠金融将普惠金融与三农问题融合，有助于提升农民幸福感、促进农业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但若想提高农村普惠金融的使用广度和深度，仍有许多困难需要突破，不仅包括金融理财产品的创新、市场秩序、信用体系、基础设施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数字素养的养成，这是智慧农村实现内部造血的关键。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